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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让与担保的性质与效力

发布时间:2022/5/22 阅读量:16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4次法官会议纪要)

【会议日期】2017年9月27日

【主持人】贺小荣

【出席法官】贺小荣、关 丽、宫邦友、王富博、张雪楪、曾宏伟、黄 年、杜 军、麻锦亮、丁俊峰、葛洪涛

基本案情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房屋订购合同》,订购乙公司开发的房产若干,乙公司的股东丙自愿将其对乙公司享有的50%股权变更到甲公司指定的自然人名下,待乙公司将房屋产权过户给甲公司后 30 日内,再由甲公司协助将股权变更回丙名下。同日,丙与甲公司指定的自然人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对乙公司享有的 50% 股权过户给丁,以保证《房屋订购合同》的履行。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合同履行问题,双方发生纠纷,丙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丁返还其50%股权。

法律问题

如何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与效力?

不同观点

甲说:股权转让说

双方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合同,转让的是股权,而且双方也根据约定完成了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变更,因此案涉合同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

乙说:让与担保说

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是为《房屋定购合同》提供担保,而非转让股权,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合同属于股权让与担保合同。股权让与担保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在其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从而满足公示要求的情况下,还应当认定具有物权效力。

丙说:股权质押说

让与担保主要适用于不能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的动产如果是不动产或股权等可以通过登记进行公示的财产,在双方当事人意在设定担保而不是转让产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最相近的担保物权认定其性质。如将不动产让与担保认定为抵押、将股权转让担保认定为权利质押,从而在已经完成登记的情况下。赋予其物权权力。


【法官会议意见】

采乙说:

认定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股权让与担保还是股权质押,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通过转让标的物的方式为主合同提供担保,则此种合同属于让与担保合同,而非股权转让或股权质押。让与担保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在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最相近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仍未履行的情况下,名义上的股权受让人对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原则上无权对股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

意见阐述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标的物转移给他人,于债务不履行时,该他人可就标的物受偿的一种非典型担保。将标的物转移给他人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形式上是转让人,实质上是担保人;受领标的物的他人形式上是受让人,实质上是担保权人。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从形式的角度将其称为转让人和受让人。根据标的物的不同,让与担保包括动产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以及不动产让与担保等类型。《物权法》没有规定让与担保制度,但由于其具有融资灵活、交易成本较低、第三人阻碍债权实现的可能性小等优势,让与担保一直在担保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准确理解股权让与担保,既需要了解让与担保的一般原理,又需要关注股权作为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属性的复合型权利的特点。

(一)股权让与担保及其相关制度

1. 股权让与担保与股权转让

股权让与担保从形式上看往往表现为股权转让,但二者的性质有别,不可混淆。一方面,从合同目的看,股权转让是当事人出于转让股权目的而签订的协议,出卖人的主要义务是转让股权,买受人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股权让与担保目的在于为主债务提供担保,受让人通常并不为此支付对价,同时对于受让的股权,未届债务

清偿期前“受让人”不得行使和处分。另一方面,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属于从合同的范畴。与此相对应,往往还会存在一个主合同,本案中的《房屋订购合同》就是主合同。而股权转让一般不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是否存在主合同是判断一个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还是股权让与担保的重要标准。

2.股权让与担保与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是法定的担保物权,而股权让与担保则是非典型担保,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尚存争议。尽管我们认为,已经完成公示的股权让与担保在效力上类似于股权质押,但二者并非完全相同,主要表现为,在股权让与担保场合,存在着表里不一的问题:在内部关系上,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是担保。但在外部关系上,基于

商事外观主义,受让人在一定情况下仍要承担股东的责任;受让人将股权转让他人的,该他人可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股权。

3. 股权让与担保与名股实债

名股实债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对司法实务中通过成为目标公司名义股东的方式取得固定回报的投资方式的总称,根据不同的标准,可有不同的分类。从支付固定回报的主体角度看,分为目标公司支付和公司股东支付两种情形;从固定回报的合同方式看,有股权回购方式和差额补偿方式之分;从投资人享有的权利的角度看,有债权

和股权之分,难以一概而论。从面临问题的角度看,股权让与担保主要涉及其性质和效力问题,而名股实债除了需要考察性质和效力问题外,实践中往往也与名义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密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从合同数量的角度看,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从合同,是为了担保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而订立的,因此,股权让与担保往往存在两个合

同。而名股实债本身仅是一个合同,当然,如果投资人实际享有的是债权。则名义上的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协议。可以解释为是通过让与股权方式提供担保的借贷合同。此时,形式上的一个合同包含了两个实质上的合同。但如果投资人投资人享有的是股权,则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协议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权回购条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条款而已,仍然是一个合同。

(二)关于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的效力

在我国现阶段理论和实务界中,当事人、金融机构法院以及多数学者均倾向于不否认让与担保合同的效力。之所以还有人认为让与担保合同无效,主要是受传统民法有关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说、违反物权法定说、流质契约说等学说的影响。针对前述学说,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是关于虚伪意思表示问题。从虚伪意思表示的角度看,确实可以将股权让与担保理解为名为股权转让实为让与担保。也就是说,股权转让是假,让与担保是真。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第2款有关“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的规定,虚假的意思表示即股权转让协议因其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无效,而隐藏的行为即让与担保行为则要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其效力。让与担保本身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有效。因此,以虚伪意思表示为由认定让与担保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二是关于是否违反物权法定原则问题。物权法定原则意味着,如果认定某一种权利是物权,就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据此,如果认定已经完成了公示的股权让与担保具有物权效力,就要将其纳入现行法之中,或将其解释为是股权质押;或从物权法定缓和的角度,认为让与担保是习惯法上的物权,从而具有物权效力。但根据区分原则,物权法定原则本身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就让与担保合同而言,如果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的,可以认定其具有物权效力。反之,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要求的,则不具有物权效力,但这并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以物权法定为由否定合同的效力,不符合区分原则。

三是关于是否违反流质条款问题。我国《物权法》明确禁止流质(或流押),禁止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享有,以避免债权人乘债务人之急迫而滥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压低担保物价值的方式获取暴利。物权法关于禁止流质(或流押)的规定在否定事前归属型让与担保效力的同时,反而为清算型让与担保指明了方向,这也恰是实践中鲜有以违反流质(或流押)为由否定让与担保合同效力的原因:只要我们将其解释为是清算型让与担保,就不存在违反流质(或流押)的问题。更何况作为一种担保方式,让与担保合同中的受让人实质上并不享有所有权或股权。而仅后于担保权人地位,因而不存在流质(或流挥)的问题。

(三)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对抗效力问题

动产让与担保往往是通过占有改变方式设立的,因占有改定不具有公示性,因而一般认为动产让和担保不具有物权效力。股权让与担保则不同,它完全可以通过登记方式进行公示。问题是,此种登记是基于股权转让进行过户登记,并非股权质押登记。在外观上的股权过户登记与当事人设定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情况下,是根据

事人的真实意思还是根据权利外观来确定法律关系的性员确实是个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坚持内外有别原则,就内部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要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股权让与担保是担保而不是股权转让。但当事人有关股权让与担保的约定能否对抗其他股东、公司及债权人等人的问题,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能否对抗出让人的债权人。就出让人的债权人说,如果受让人是基于股权转让完成的过户登记,其取得股权;如果其是基于股权质押进行的变更登记,则其取得质权。但不论取得的是股权还是质权,其享有的权利都要优于一般债权。在此情况下,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将过户登记解释为股权质押登记,使受让人享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并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关于能否对抗公司及其他股东。从我国有关过户登记的程序看,申请人是公司而非转让人或受让人。从登记机关的角度看,不论是基于股权让与担保进行的过户登记。还是基于股权转让进行的过户登记,都需要征得老股东的同意,即老股东要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因此,办理过户登记首先需要征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同意,这就需要转让

人将相关情况告知公司及其他股东。如果转让人将让与担保的真实意思告诉了公司及其他股东,则即便受让人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进行了记载,也仅是名义股东,不得对抗公司及其他股东。此时,作为名义股东,其并不享有股东的权利,即既不享有股权中的财产权,也不享有股权中的成员权。反之,如果转让人并未告知公司及其他股东实情,而是告知他们是股权转让,则法律也要保护此种信赖。在此情况下,一旦受让人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上进行了记载,即便真实的意思是股权让与担保,受让人仍然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包括财产权和成员权。从举证的角度看,首先要看受让人是否已在股东名册上进行了记载。如果已经作了记载的,原则上应推定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但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举反证予以推翻,此种反证包括股东会或董事会有关让与担保的决议、转让人向其他股东发送的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通知等证据。反之,如果股东名册未作记载的,即便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也应当推定受让人并无股东资格,除非其他股东予以认可。在其他股东认可的情况下,转让人同样可以举反证予以推翻。

关于能否对抗公司的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4条第2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登记为名义股东的受让人,在实现债权后不再担任名义股东,而此时公司又不能清偿债务的,债权人能否据此请求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应当受让人视为是股东还是有担保的债权人的问题。鉴于登记为名义股东的受让人本质上是有担保的债权人而非股东,且其实现债权行为是会计、监

之其取得债权往往是支付对价的,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问题。因此,不能根据前述规定让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还要看到,受让人作为名义股东,在其以股东身份为股权进行处分,如将股权转让或设定质押的情况下,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可能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股权或股权质押。此时,转让人无权向该善意第三人主张返还股权,只能请求受让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也是股权让与担保这一担保模式自身蕴含的风险。

(四)股权让与担保权的实现

履行期限届满后,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就存在股权让与担保的实现问题。在公众公司中,股权具有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容易确定,但是也面临股权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波动,股权清算时间点的确定问题。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因其不存在市场公开价格,如果双方能就股权价格达成合意的,当然更好。此时,因为是事后达成的合议,不存在违反流质条款的问题。如果双方不能就价格达成合议的,只能通过变卖、拍卖等方式确定股权的价格,从而可能涉及老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等问题,还较动产让与担保复杂。鉴于本文主目,此处不再赘述。

(执笔人:麻锦亮  核稿人:贺小米)

【类案推送】

股权转让系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

转让方的股东权益不因此丧失

——周某与陶某、甲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例索引】

审级:再审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裁判要旨】

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一方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股权已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分别转让给他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是为融资提供让与担保的,双方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当然丧失。双方对项目公司仍然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项目公司下属公司的实际控制。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8日,甲方陶某与乙方周某签订《协议》,就乙方将徐州和南京项目全部股权和相关权益转让给甲方事宜达成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甲公司和乙公司,以及丙公司(以及该公司下属之丁公司)中 50% 的股权和全部权益按该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接受上述股权和全部权益,并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安排项目公司清偿各项债务和向乙方支付转让款项(包括项目投入和应得收益),协议中还就利用项目公司进行融资等事项达成一系列具体约定。

上述协议中涉及的公司关系如下:

1.2010年4月22日,A公司(甲公司的股东)与B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陶某)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将一期项目公司即甲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B公司,并支付B公司5000万元补贴。

2.2010年4月22日,A公司与周某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将二期项目公司即乙公司的全部股权以1亿元转让给周某,其中 5000 万元由指定付给一期项目公司受让方B公司。

3.2010年8月16日,周某、陶某各出资2500万元设立丙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某。

4.2011年4月28日,丙公司出资2000万元设立丁公司。

5.2011年6月7日,丙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周某、购某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景某、赖某某。

6.2011年10月9日,两公司与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持其在丁公司的全部股权以2000万元转让给成公司。

7.2011年12月6日,可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主本陶一某。

2012年5月5日,因陶某在协议签订后担不履行其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周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陶某、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连带支付原告周某2.555亿元本金及相应享息 947.09 万元。

一审判决后,周某、陶某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周某上诉称:本案陶某、甲公司、乙公司、丁公司、丙公司都有全额清偿上诉人款项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改判由陶某、甲公司、乙公司、丁公司、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陶某上诉称:2011年6月8日《协议》系为融资目的而签署,并非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既然认为该协议中部分核心条款的内容侵犯了目标公司的合法权益,并确认其无效,那么就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认定《协议》全部无效,不应将缔约过失责任全部判归陶某一人承担。

丙公司、戊公司答辩称:周某与陶某签订6月8日《协议》时已经不是丙公司的股东,无权处置财产。

丁公司答辩称:其并未在 2011年6月8日《协议》上盖章,该协议也不存在其是付款义务人的内容;即使认为周某能够代表丁公司签字,该协议也因公司为股东个人债务承担责任而构成抽逃出资,应认定为无效。

被上诉人甲公司、乙公司未答辩。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一、陶某应自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周某支付2.555亿元人民币,并支付2012年5月25日起诉之日,案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周某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1.陶某、周某在签订2011年6月8日(协议》时,双方对甲公司、乙公司、同公司、丁公司等项目公司是否享有股权或投资性权益;

2.2011年6月8日《协议》的效力,是部分无效还是全部无效,在该《协议》项下,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及陶某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责任性质和责任范围应当如何确定。

【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协议)签订时,陶某、周某对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等项目公司是否享有股权或投资性权益本案中,陶某与周某在《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标的是周某在前述项目公司中 50% 的股权和相关权益,故二人在签约时是否实际拥有该等权益,是判断本案《协议》内容是否真实、合法的前提。一般而言,根据权益的不同性质,可将权利人对公司的权益分为投资性权益和债权性权益两种基本类型。《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法》第 216条第(3)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据此,权利人对公司投资性权益的拥有,除直接登记为股东这一方式之外,还可以通过投资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约定、以他人名义持有股份等多种其他安排对公司加以实际控制和支配。因此,在审查、认定当事人是否对公司享有投资性权益时,除了工商登记记集的股权关系送构之外,还应当给合当事人之间的相关协议约定、资金投入、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实际行使等多种因素加以判断。

    就丙公司而言,陶某和周某均为丙公司设立时的登记股东,虽然陶某和周某的出资均系通过乙公司融资并由该公司负责偿还,但并不能由此否认二人在丙公司设立时所享有的投资性权益。虽然陶某和周某已经于该协议签订的同日将股份分别转让给景某和赖某某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但该转让系为融资提供的让与担保方式。同某和病某的股东权益并不选还而当然丧失。就丁公司面言,丁公司系由两公司出资设立的独测公司,陶某和周某因持有丙公司股权而享有对了公司的间接控制关系,在丙公司将其在工公司中的股权转让给发公司之前,陶某和周某对于公司的投资性权益是通过投资关系得以体现。故应当认定在2011年6月8日《协议》签订时,购某和周某对丙公司享有股权,并通过这一投资关系实现对丁公司的实际控制。

    就甲公司和乙公司而言,首先,陶某和周某与该两公司的登记股东A公司之间存在着股权转让的协议安排。根据 B公司、周某于2010年4月22日分别与A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陶某对甲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是通过其夫妻持股的 B公司受让A公司股权的方式来实现的,B公司有权获得 5000 万元亏损补贴,而周某受让乙公司股权应当支付的1 亿元股权转让价款中包含了向A公司支付5000万元和代A公司支付给 B公司的 5000 万元亏损补贴。本案中,周某应向A公司支付的 5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系由陶某筹措并最终作为乙公司的负债,《第三轮合作协议》中关于陶某享有3000万元优先资本金回收权和 5000 万元单方收益权的约定等事实则能够证实,双方已经就周某因受让乙公司股权而产生的对A公司和陶某的付款义务的资金额措,支付和偿还等事故做出计度应的安排。尽管这一安排侵害了项目公司的权利并有效资公司债权人利益之质,但就项目公司股权转让这一公司内部关系来说,上述安排产生了周某已经履行了向A公司支付500元元股权转让款这一合同义务的实际效果。其次,就该两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周某和陶某二人在分别受让A公司的股权之后,将各自己经投人公司的资金中划定了 3000万元周

于资本金投人,在公司管理中虽然分工各有侧重,但涉及企业发展战略、对外合作等重大问题均需双方商定解决,对公司人事任免、重大合同、工作标准、规章制度、考核激励等均需两人共同商定,共同行使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并自2010年10月1日起以预分红的方式对等提取薪资费用,还约定通过丙公司拥有甲公司和乙公司 100% 的股权。因此,综合全案事实,周某和陶某二人通过协议安排,在甲公司和乙公司中对等投入并对等享有投资性权益这一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08 条第 1 款之规定,应当认定在

2011年6月8日《协议》签订之时,陶某和周某对甲公司和乙公司各自享有50%投资性权益的事实存在。亦因此,周某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二人实际是通过收购A公司的股东联合彩虹公司的股权来实现对甲公司和乙公司的间接控制的这一诉讼理由能否成立,B公司和周某与A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办理了相关审批手续等,并不影响本案中双方通过协议安排对甲公司和乙公司进行实际控制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

本集的实际情况表明,本案当事人通过问接、迁回的方式持有投资性权益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并不限于 2011年6月8日《协议》签订之前。以丙公司的股权为例,在股权让与担保的负担解除后,陶某本可登记为享有丙公司 100% 股权的股东。但目前丙公司的股权并未实际登记在陶某名下,而是在陶某的安排下辗转变更至王某、陶一某名下。陶某虽然未登记为丙公司的股东,其通过王某、陶一某代持股权的方式并不改变其对丙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综上,上诉人陶某关于陶某和周某不具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处置相关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以及周某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无权享有相应的股份利益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2011年6月8日《协议》的效力,以及在该《协议》项下陶某、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

第一,《协议》中关于转让款项的数额应当认定为陶某和周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协议》约定,周某所应获得的2.6 亿余元转让款项由其“项目投人和应得收益”两部分组成,结合本案中周某和陶某在合作中并不区分公司与股东、无视相关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实际情况,以及《协议》中关于周某从项目公司第一期和第二期融资所得中所获款项均包括了 D小贷公司债权的合同约定,应当认定该《协议》中所称的“项目投人”不仅包括了周某在丙公司的股权和其对甲公司、乙公司、丁公司所享有的投资性权益,还应当包括周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垫资的未获得偿的部分工程款,以及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D小贷公司对项目公司的贷款等债权性投入。关于项目的“应得收益”部分,在2011年6月8日《协议》签订之时,甲公司、乙公司的项目开发尚在进行之中,丙公司对丁公司享有2.85亿元的本金债权、丁公司拥有G25的地块土地使用权,在预期各项目的开发能够完成的情况下,《协议》所约定的2.6亿余元转让价格在扣除周某的各项投入后,应得收益的数额并不违背正常的商业理性。周某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对第二期款项中所包含的D小贷公司的一个月利息提出主张,系其处分权的行使,本院在本案中对此不予审理。

第二,该《协议》中项目股权和相关权益转让是发生在陶某和周某之间,该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该部分内容合法有效,陶某作为受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系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陶某应当向周某支付转让对价2.555亿元及其利息。

第三,该《协议》中关于以项目公司融资所得向周某支付股权和相关权益转让对价的约定,将本应由陶某承担的义务转嫁至项目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第3条、第20条和第21条的强制性规定,构成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亦系股东权利和实际控制权的滥用。虽然该转让价款中包含了部分本应由甲公司、乙公司清偿的债务,但在陶某自愿承担公司债务的情况下,亦不应混淆其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的区别。故《协议》约定由项目公司向周某承担偿还责任的约定无效。对周某关于其与陶某在签订《协议》时分别是各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订协议且效力应当及于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公司法》第3条、第20条和第21条关于股东与公司责任相互独立、禁止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以及不得滥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规定,不仅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亦构成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制。即便仅从代表和代理制度的角度来考量,本案《协议》签订时,陶某是甲公司、乙公司和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是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人均应当知道其约定的债务偿还方式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0条并参照该法第48条之规定,因公司和股东各有其独立人格,在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依法亦应当确认该代表行为无效,该协议中关于由甲公司等向周某支付转让款项的约定对相关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应的还款责任应当由受让人陶某自己承担。对陶某关于《协议》内容的部分无效应当导致全部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协议》的基本内容是陶某受让周某在项目公司中的股权和相关权益,其中陶某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债务转嫁给公司的约定,仅系合同义务履行方式的约定,该部分内容的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余部分的效力。故陶某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不应承担《协议》项下的还款责任。

【法律法规链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3 年 12月28日修正)

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选递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999 日 3 月 15 日)

第五十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01月30日)

第一百零八条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改写人:闵尔婷 核稿人:麻锦亮)

 类案检索报告----股权证与担保的性质与效力

为正确审理股权让与担保相关案件,现以“股权让与担保的性质与效力”为焦点,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类案进行检索分析,形成报告如下: 一、检索工具:法信平台——类案检索

     二、关键词:股权转让、让与担保、担保;筛选条件: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三、检索结果:共检索出8件民事案件,其中判决结案的5件,裁定结案的3件;二审程序的5件,再审程序的3件

      四、类案文书

序号

案件名称

案由

案号

裁判结果

法律依据

1

李某与刘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民间借贷纠纷

2017)最高法民申4274号

裁定驳回
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0条

2

甲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合同纠纷

2017)最高法民申1887号

裁定驳回
再审申请

《合同法》第8条、第107条,《担保法》第18条、第33条第63条、第75条第1款第(2)项

3

滕甲与滕乙
荣股权转让
纠纷再审民
 事裁定书

股权转让
   纠纷


2017)最高法民再100号

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4

王某与赵丙恒、郑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
定书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2015)民申字第3620号

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

5

周某与陶某、甲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股权及权益转让纠纷

2014)民二终字第259号

判决驳回上诉

《公司法》第3 条、第20条、第21条,《合同法》第 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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