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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之界:高额索赔式维权行为的定性--以郭利维权事件为视野

来源:  发布日期:2018-08-05 23:14:01  阅读次数:109
2008年9月,政府有关部门公布了部分批次“施恩”牌奶粉含有三聚氰胺。郭利因女儿曾食用过该品牌奶粉,遂带女儿郭某某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之后,郭利将家中剩下和新购买的部分“施恩”牌奶粉送检,检出两个批次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较高。随后,郭利多次找销售商和施恩公司索赔,并向媒体曝光。
2009年6月13日,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和解协议,施恩公司补偿郭利一方人民币40万元,郭利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题为《一个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头》的报道,内容主要是郭利向该台反映“施恩”奶粉问题。同年6月29日,施恩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公司派员主动与郭利取得联系。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郭利提出要求对方再赔偿300万元。雅士利公司认为郭利提出过高要求是对其敲诈勒索遂报案,郭利被抓获。
广东省潮安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潮州中院二审及再审均维持原判。郭利的父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该案。
广东高院再审认为:从本案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尚不能认定郭利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郭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足以证明郭利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故判决撤销潮州中院及潮安县法院原裁判,改判原审被告人郭利无罪。审判长当庭告知郭利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报道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刑法思考

一、郭利行为的构成要件分析

1.郭利未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
敲诈勒索行为入罪的本质体现为行为人对自己无权取得的财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被害人施以精神强制,进而使得被害人陷入极度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是指以恶害相通告,进而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恶害的种类没有限制,包括对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等进行胁迫。成立本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同时还必须使用胁迫的手段,不当地限制相对人的意志自由,但未达到在物理上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
施恩公司与郭利的女儿郭某某之间存在着侵权法律关系,这是已经查明且无争议的事实。郭利作为郭某某的法定监护人,其代表女儿就侵权事实向奶粉生产厂家进行索赔的行为是在行使民事权利,具有目的正当性,显然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的“非法占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因此,消费者对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郭利向媒体曝光三聚氰胺毒奶粉对自己孩子造成的伤害,这显然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因为政府部门及媒体早已向社会公布了相关奶粉的质量问题,而且郭利的主张有客观事实加以佐证,并无恶意中伤。其手段行为合法合理,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行为要件。
至于索赔数额的多寡,不能作为判断维权正当与否的标准,这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取决于双方的意思自治。从考察社会容忍度来看,我们应更侧重于容忍消费者的维权行为,而非经营者可能出现的商业风险。换言之,公众的健康安全要远大于经营者的生存利益。
在本案中,郭利既无非法占有的故意,又未实施暴力、胁迫的方法,其索赔的根据是基于施恩公司的侵权行为,实行正当索赔权利的行为依法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2.违反和解协议的行为仍属民事纠纷范畴
郭利在获赔40万元后再次提出300万元的赔偿请求,其后续的索赔行为违反了先前与施恩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但其行为性质仍属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途径进行解决。
和解协议是涉事双方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就争议事项进行协商,共同达成的解决方案。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是基于双方合意而形成的合同。虽然郭利与施恩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郭利还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他们之间基于侵权而建立的债的纠纷已告一段落。但这并不等于郭利不能再次向施恩公司提出索赔,在这起侵权纠纷中郭利并非完全丧失民事赔偿请求权。根据民事法律中显失公平、情势变更、新事实新证据等原则的规定,郭利仍然享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变更原协议的权利。同时,因为郭利不是受害人本人,作为监护人,当其放弃权利的做法将会给未成年的受害人造成损害时,这种放弃权利的行为可能会被宣告无效。总之,郭利是否还具有消费者索赔权,需要人民法院依法经民事诉讼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后作出结论。在未经法定程序之前,任何人都无权认定郭利的请求权已经丧失。
另一方面,在和解协议履行后,电视台播出郭利反映“施恩”奶粉问题的报道,是施恩、雅士利公司主动联系了郭利,向郭利发出了新的要约邀请。在一方有再次赔偿的意思表示,或双方皆有再次就赔偿问题进行商谈意愿的前提下,郭利就赔偿数额提出要求,符合民事纠纷协商解决的特征。无论索赔数额多少,均是郭利在行使索赔权利,若对方不同意其索赔数额,则属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至于郭利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索赔300万元的请求究竟能否得到实现,应由双方协商确定或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郭利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将自己的索赔经历公之于众,可能引起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中其他受害人的效仿,施恩公司或许面临多起被诉的风险,但这一后果不应由郭利的曝光行为来买单。因为郭利的曝光行为不是一种刑法意义上的侵害行为,不具有非法性和强制性,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要挟行为。首先,施恩公司生产、销售毒奶粉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郭利作为受害方对此有权进行控告,郭利选择向媒体曝光是在行使正当权利,不具有非法性。其次,向媒体曝光的做法可以看作是被害方维权的手段与技巧,郭利在其后提出300万元的赔偿请求对施恩公司来讲并不具有强制性,郭利并非在逼取财物。施恩公司完全可以不接受郭利所提的条件,与郭利重新进行协商或者选择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以获取一个对公司而言可接受的赔偿金额。
虽然郭利已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和再次要求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当时有关部门处理问题奶粉事件的最高赔偿标准,但在其女儿人身损害程度没有评估鉴定及施恩公司主动联系其继续协商处理纠纷的情况下,不宜因郭利提出新的索赔请求而认定其成立敲诈勒索罪。


二、高额索赔式维权行为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时,应当尽可能地控制其介入广度与深度,合理规定刑事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刑法应当作为打击、惩治违法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不应轻易跨越民事与刑事的界限,不能任意扩大刑法的打击面,以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合理性。
监督产品质量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消费者索取高额赔偿的行为,不能简单等同于敲诈勒索行为。因为生命健康权本身难以形成统一、确定的对价,商定赔偿数额是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进行的民事活动,不宜引进刑事法律以敲诈勒索罪进行否定性评价。如果仅仅因为消费者请求赔偿的数额高就将其索赔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则意味着对私法自治原则的摈弃,同时也在向社会传达债权主张必须要经由债务人认同的错误主张,即未得到债务人认同的权利主张就是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
存在侵权或者违约是区分消费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行为的重要标志。正因如此,消费者基于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经营者之间产生了特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特定赔偿义务。此时无论消费者采取何种维权方式,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那么,即使消费者选择向新闻媒体曝光,也不能说明这一方式符合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胁迫要件。因为行为人诉诸新闻媒体的行为方式要成立犯罪,要求曝光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存在,使得行为人的索赔行为并不具有刑法上的法益侵害性,而应评价为行使正当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诉诸新闻媒体这一途径不仅没有被我国法律所禁止,而且正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舆论监督的主流形式。



消费领域纠纷中,行为人以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经营者索要巨额赔偿原则上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至于实际的赔偿数额则取决于双方的商谈。从表面上看,行为人以向媒体曝光的方式索要天价赔偿,经营者必定担心因商誉败坏导致产品滞销、经营困难而产生恐惧心理进而交付财物,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实质上,行为人的高额索赔式维权行为的手段与目的均具有正当性。客观上,行为人经媒体曝光而索赔的手段无法评价为敲诈勒索罪中施加精神强制力的胁迫行为;主观上,巨额索赔并不表明行为人具备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基于一定的事实根据与内心的合理确信提出的正当请求。并且,我们认为由此造成的经营者的压力是正面的,表明媒体通过舆论对社会进行监督的这种措施是有效的。消费者合理利用媒体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其目的是为了赢取基本的谈判筹码,营造有利于己方的谈判氛围,解决商品欺诈问题。合理的民事谈判技巧不属于刑法上的敲诈勒索行为,由谈判所造成的压力与困境也不属于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因为正当的商谈行为不会侵犯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法益。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引起消费者天价索赔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自身存在缺陷,如果经营者严把质量关,那么就不会出现消费者因产品质量问题而漫天要价的现象。因此,真正应受谴责的是经营者,而不是消费者。在目前我国市场环境不佳、造假现象屡禁不止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关注经营者的诚信。
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过高赔偿数额,如果经营者无法接受,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或提起民事诉讼等方式加以解决。因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当经营者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赔偿数额无法认同时,经营者可以要求减少赔偿数额。而至于消费者是否将经营者的消费欺诈公之于众,是其自身的合法权利,只要消费者的曝光行为不存在虚假成分,就不能动用刑罚加以规制。但是,如果消费者以加害对方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相要挟,且所要求的赔偿数额明显超过应当赔偿的数额,此时由于手段不具有正当性,目的超出了应当赔偿的范围,则可能触犯敲诈勒索罪。

最终,广东高院改判原审被告人郭利无罪的做法使该案获得了一个良善的结局。正义虽然迟到但却没有缺席,我们看到了司法机关依法纠正冤假错案的努力。同时,该案带给社会的进步意义不应当仅是实现了个案的正义,还反映出司法机关对消费领域纠纷中高额索赔式维权行为是否入刑应持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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